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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典”再來一次，你害怕么？

這個問題讓許多人不覺一愣。悄然間，2003年那場席卷全國的疫情已過去15年，“突發傳染病”對中國人而言似乎變成了有些陌生的字眼。

然而，平靜的背后，H5N1、H7N9、H1N1、MERS……兇險的新發病毒在近十年來從未停止過對人類的侵襲，在我國，由于織就的一張傳染病綜合防控體系的大網，抵擋住病毒一輪輪攻擊，才得以讓瘟疫消弭于無形。

侯云德院士，正是那個參與編織大網的功臣老人。

自79歲扛起“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技術總師的大旗，這位中國分子病毒學的奠基人和基因工程藥物的開創者把晚年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與傳染病對抗的戰場上不曾退讓半步，只因為“為了民生，科學家就該站在斗爭最前列”。

1月8日，他從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接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大紅證書。

這是共和國的最高科技榮譽。

掌聲如春雷般響起，獻給這位89歲仍鎮守中國人傳染病健康防線的“老將軍”。

“這個叫侯云德的年輕人是誰？”

“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感受，我只是做了點實實在在的事，更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的會議室里，談及自己的獲獎心情，侯云德語調平和，言辭簡短。皮膚白皙、鮮有皺紋、眉毛烏黑、耳聰目明，時光似乎對這位耄耋老人格外厚待，他多數時間安然靜坐，只在同事和后輩盛贊時，露出些許微笑。

“侯老師就是這樣，他極少接受媒體采訪，更很少談論自己。”侯云德的學生、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研究員段招軍說，“但當你仔細去了解他的科研經歷，你就會發現， 很少有科學家能像他那樣，一個創新接著一個創新，一個高潮連著又一個高潮，始終做那個站在前沿的人。”

“了解侯院士你就會明白，如果將病毒比作危害人類健康的地獄魔鬼，那他就是當代人間降魔捉鬼‘活鐘馗’！”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武桂珍說。

1958年的初冬，一位英俊的中國青年敲開了前蘇聯醫學科學院伊凡諾夫斯基病毒學研究所的大門，他就是29歲的侯云德，作為新中國成立后首批被選派留蘇的人才來到了莫斯科，專攻病毒學。

侯云德早年留學前蘇聯留影／資料圖片

甫一進所，侯云德就引起了導師的注意。研究所每天四點半下班，侯云德就“賴”在實驗室和圖書館里繼續學習，直至午夜地鐵發出末班車，他才趕回住處。久而久之，他成了全研究所最晚下班的人，門衛干脆把實驗室的鑰匙交給了他。

一天，研究所突然“炸開了鍋”，所里動物室的實驗用小白鼠竟一下子死光了。癥狀陌生，病毒未知，令蘇聯專家大感撓頭，侯云德也在默默琢磨。幾番查找文獻，他猛然注意到，小鼠的傳染和死亡特征與一種少見的病原體——仙臺病毒相吻合，為了證實推斷，他急忙找到小鼠樣本，反復嘗試，最終在實驗室里成功分離出了病毒，并立即報告給了導師。“一個新來的中國留學生竟有這樣的本事！”侯云德的發現震動了整個研究所。

侯云德沒有滿足。小鼠的癥狀令侯云德懷疑仙臺病毒對人也有致病性，他順藤摸瓜，研究越來越深入，最終首次發現了仙臺病毒在血清學上存在兩個型別，證實了他的猜測，同時，又在1961年 首次發現了仙臺病毒可使單層細胞發生融合的現象，成為國際上最早發現細胞融合的科學家之一，并間接推動了國際上“劃時代”的單克隆抗體制備技術的誕生。

圍繞著這些發現，侯云德在留蘇期間發表了17篇論文。由于頻頻發稿，前蘇聯《病毒學雜志》的編輯特地跑到研究所問：“這個叫侯云德的年輕人是誰？他是什么樣的人物？”

鑒于他的優異表現，前蘇聯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過副博士學位，直接授予侯云德前蘇聯醫學科學博士學位。這在當時的留蘇學生中極為罕見，在伊凡諾夫斯基病毒研究所幾十年的歷史上，也前所未有。

侯云德與博士導師戈爾布諾娃合影／資料圖片

在慶祝侯云德榮獲博士學位的宴會上，所長對他苦苦挽留，他的導師熱淚盈眶地說，“侯云德博士是我從事科研工作30年來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優秀的科學家，這不僅是我的驕傲，也是病毒所的榮譽！”

這一切，并不能阻擋一顆為國效力、歸心似箭的心。

中國“干擾素之父”

52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侯云德酷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時隔70多年，侯云德仍清楚地記得，在馬克思的著作《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第十一條寫道，“認識世界的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這幾乎成為他一生的座右銘。

1962年，學成歸國的侯云德來到中國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為了當時國家需要，投入到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基礎研究中，在國內首次分離了一系列副流感病毒，揭示了其傳播規律，然而，“基礎研究固然能看清病毒的‘真面目’，但找到能對付病毒病的武器，解決患者的痛苦則顯得更為迫切。”侯云德回憶說。

90年代，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大樓門口留影／資料圖片

70年代初，侯云德在對中藥黃芪的抗病毒研究中發現，黃芪能夠誘導人體產生一種可廣譜抗病毒的物質——干擾素，這種50年代就被國外科學家發現的糖蛋白當時已經被制備成抗病毒藥品，但進口價格昂貴，極為稀缺，這引發了他強烈的科研興趣。中國人能不能做出自己的干擾素？幾經探索，他決定選擇這種物質作為治療病毒病的突破口，開始研發的“戰略性”轉移。

一開始，侯云德選擇用人臍血白細胞誘生制備干擾素。然而，8000毫升人血才能制備1毫克干擾素——一支兩百五十分之一毫克的干擾素，當時成本就要一百多元人民幣，這樣的藥物，怎么可能在一個十億人口的國家推廣使用呢？

正在一籌莫展之時，1977年，人的生長激素釋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國宣告成功。這一消息轟動了世界，也震動了侯云德。他大膽設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辦法，讓細菌來大量生產干擾素。

1979年，基因工程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聞所未聞，更遑論生物技術。利用基因工程制備干擾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細胞,但去哪兒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棄，他多方聯系，反復嘗試，最終在北京郊區的飼養場找到了一種非洲鯽魚，它的卵母細胞成為理想的替代品。當年，侯云德在美國紐約舉行的國際干擾素會議上宣讀了這個制備干擾素的“土辦法”，由于操作簡便，立即受到了國際專家的高度評價。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2 年，53歲的侯云徳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中國人抗病毒反應優勢的人α1b 型干擾素基因，并成功研發出國際上獨創的國家 I 類新藥產品重組 α1b 型干擾素，臨床證明，對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細胞性白血病等有明顯的療效，且與國外同類產品相比副反應小得多。

“中國人有了自己的干擾素，這是我國第一個基因工程創新藥物,實現了我國基因工程藥物從無到有的突破，開創了我國基因工程藥物時代的先河！”中國工程院院士趙鎧評價，“侯云德可謂一名真正卓越的科技工作者。”

90年代，侯云德在指導學生實驗／資料圖片

隨后的10多年里，侯云德帶領團隊利用基因技術先后研制出8種基因藥物，并全部實現了技術轉讓，α1b 型干擾素拿到批文后，由深圳一家公司規模化生產，僅短短兩年就奪回由國外產品占領的60%的市場份額。

北京三元基因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程永慶至今難忘，在1991年的一天，侯云德將他叫到自己辦公室，打開抽屜，指著滿滿的干擾素論文對他說，“小程，咱們國家現在還缺醫少藥，好藥靠進口，你說這些論文要是都能趕緊變成藥讓老百姓都用上，該多好啊！”

侯云德與同事程永慶交流／資料圖片

如今，侯云德的夢想已經一步步變成了現實。目前，我國90%以上的干擾素藥品實現國產，α1b 型干擾素在我國已經使用數千萬劑，用于數百萬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兒童呼吸道傳染病的治療，并每年為國家創造上億元的外匯價值。

直到今年，這位中國“干擾素之父”還在叮囑程永慶，“雖然國外的干擾素300元一支，而我們只要30元，但在鄉下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 我希望，價格能爭取降到20元一支，要讓所有人都用得起。”

“我不要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

跨過新世紀，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侯云德已經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古稀老人，但他停不下來，因為“還有應盡的責任”。

時間回到2003年4月，北京的“非典”疫情一夜間就進入高發期。

公眾焦急地等待專家們關于“非典”的研究結果，侯云德一天接到無數個催問的電話。

但侯云德及其團隊卻未能及時交出答卷，“非典”給侯云德和我國疾病防控專家“當頭一棒”。至今回想，他依舊十分感慨。“我們沒有準備，病毒研究不充分，沒搞清傳播途徑，那次我們很被動。”

“非典”后，侯云德痛定思痛，提出建立我國現代傳染病防控體系的戰略思路，明確病原體快速鑒定、五大癥候群監測、網絡實驗室體系建設等任務，并在2008年慨然上任，勇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技術總師，帶領全國衛生系統領軍骨干人才發起對傳染病的“反攻”。

至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副所長董小平還在感佩侯云德的勇氣，“傳染病專項的技術總師就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工作，病毒洶洶來襲，能不能盡快搞清楚，能不能趕緊控制住，能不能為人民負責，可謂‘壓力比山大’！”

侯云德管不了那么多。2008 年 5 月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78 歲的老人堅持深入災區提供防疫指導；2009年，為防控艾滋病流行，他顛簸四個多小時的山路“扎”進四川大涼山深處的艾滋病感染村落調研；2011年，新疆發現脊灰野病毒病例，82歲的侯云德立馬上了飛機，直奔疫情現場。

2009年“甲流”來襲，侯云德作為聯防聯控機制專家組組長,親自帶領團隊加班加點研發疫苗，他讓人找來國內十幾家制藥企業的老總，要求各家企業按他提供的方法盡最快速度生產疫苗。傳統的疫苗研發投產，少則半年，多則十年，見好幾位企業家面有難色，這位80歲的老人激動地直拍桌子，“ 這是做疫苗，我不要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

在他的堅持下，新甲流疫苗在疫情發生的87天后被研制成功并投產，此前，世界上從沒有一例疫苗是在流感還在大流行時就被研制出來，侯云德創造了世界紀錄！

10年來，他主導建立了覆蓋我國所有省份的“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綜合防控網絡體系”，“通過這張網絡，我國能夠在72小時內對5大征候群約300種病原進行確認，對未知病原進行檢測和篩查，從而使我國得以成功應對了近十年來國內和國際數次的重大傳染病疫情。”武桂珍說。

2013年，我國首先發現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病毒很快就被防控網絡體系在長江三角洲發現，不到1個月病毒被控制，至今沒有傳出國外。

2014年，中東呼吸道綜合癥再次向全球擴散，一例被感染的韓國人經過香港進入我國惠州，被網絡體系快速發現，就地診斷隔離，未傳染一人。

2015年以來西非埃博拉病毒流行，在非洲的外國人中中國人最多，但我國無一例埃博拉病毒的擴散。

“疫情來了心里有了底，侯院士不愧為我國現代傳染病防控技術體系的總設計師！”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由衷稱贊。

追求“不但有還更好“的戰略科學家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80年代中期，侯云德帶領自己的研究生、現任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所長金奇對最大的動物病毒——痘苗病毒進行全基因組的測定，這是國內最大的完整生命體的基因序列測定，和國外幾乎同步。然而，年輕的金奇不知老師為何做如此冷門的研究，對其重要性認識不足，又受條件的限制，結果，他自己的最后測定成果落后國外近一年時間。侯云德也為其惋惜。

“這件事讓我知道，科研也要講究時效性。過去我們開放程度不夠，整體水平比國外滯后，我們的眼光自然短一些，競爭壓力少一些。侯老師就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是有戰略眼光的。”金奇說。

事實上，歷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所長、三屆863 計劃生物技術領域專家委員會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和傳染病重大專項技術總師，侯云德在科學上超前的眼光從未在哪一個節點劃上句號。

80年代初，歐美等發達國家病毒學研究已進入分子水平，而我國仍停留在細胞水平。侯云德為去歐美取經，先自學英語，再利用出國短期學習的機會,努力掌握基因工程技術。回國后,他結合國內的實際進行改進，使這些技術方法能在國內應用,共建立了10多項基因技術方法,然后在病毒所內推廣應用，使我國的病毒研究逐步進入分子水平。

1999年侯云德在醫學科學前沿討論會上做報告／資料圖片

身為中國基因工程藥物的開創者，他早早地預見到生物科學技術轉化的重要性。1987～1996年侯云德連任三屆我國863 生物技術領域首席科學家，頂層指導了我國醫藥生物技術的布局，大力助推生物技術發展。在此期間,我國生物技術研發機構成十數倍增加，8種基因工程藥物上市，生物醫藥技術產品銷售額增加了 100 倍。

2014年，H5N1禽流感疫情來襲。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侯云德在演講中提出，禽流感固然可怕，但長遠來看，豬流感更應得到關注。他認為，與禽類相比，流感病毒更容易在豬身上發生混合變異，產生新的威脅。3天之后，墨西哥當地爆發H1N1流感疫情，其中病毒的部分基因片段被證實來自于豬。

段招軍告訴記者，侯云德常說，“‘me too，me better’我們不能兩眼不看世界前沿，只顧埋頭搞研究，在研究上要做到別人有的我們要有，還要更好”。

“培養一批人，影響一代人”

從事科研63年，著書8本，侯云德1990 年獨自編著的 105 萬字的《分子病毒學》，至今仍是我國分子病毒學界最為全面系統的經典專著之一。甲流、寨卡……近年來每逢突發傳染病來襲，防控專家仍要不時去翻開這本厚厚的書，追溯陌生病毒的“前世今生”。

“做侯老師這么多年的學生，沒見他發過脾氣，做他的學生很幸福。”金奇告訴記者，發表論文和報送獎項時，侯云德總把學生的名字寫在前面，自己的名字寫在后面，參加會議或接受采訪，他總是把發言機會留給后輩，而在工作生活上的瑣碎小事兒，侯云德卻總是親力親為。著作和論文，他自己一字一句的從頭撰寫，從不假手于人，60多歲學會了用電腦打字，后來上了80歲，出國開證明他卻總要自己去，不愿麻煩學生。

侯云德與學生在一起／資料圖片

30多年來，侯云德共培養博士、碩士研究生 200 余名，其中許多都已成為我國病毒學和生物醫學領域的優秀領頭人。而對同行，他同樣傾力幫助，毫無保留。

1976年，臨床級人白細胞干擾素研制成功，他就將全部技術傳授給了北京、四川、上海、廣州等有關單位的研究人員。

1980年，侯云德從加拿大考察回來，帶回一些基因工程研究必須的酶試劑。這些試劑國內不能生產，又無法直接向國外購買，可以說比金子還要貴重。但他當即寫了一份報告交給當時的所領導，開列了所有試劑的品名和數量，表示愿意在節約使用的原則下與其他研究室共享。這份報告很短，只有幾百字，但卻使領導感動不已。

1982年，侯云德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術后，所內外不少人到他的實驗室去學習，他總是熱情地傳授，從不留一手。有人認為他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術優勢，他卻很不屑。

“侯老師常說：保持優勢不能靠把持技術，要靠不斷創新再創新。”段招軍說。

事實上，在他擔任所長或主任期間，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成為了上世紀8、90年代國內外知名的醫學病毒學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轉化中心和人才培訓中心。

“侯院士培養了一批人，影響的卻是一代人，中國科學界需要更多像他這樣的人。”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如是評價。

在同事和學生的眼里，常年忙碌的他，幾乎不過周末，也不喜歡熱鬧，他把全部時間都投入到了工作里，“每天起床就是到書房工作，一直到很晚，偶爾做做飯、看看電視就算是一種消遣。”

武桂珍告訴記者，所里給侯云德配了一部紅旗車，用的年頭太長實在需要淘汰了，他和武桂珍說，“換個有轱轆兒的就行。”

進入人生第89個年頭，侯云德體力已經大不如前，但他仍每天堅持上網收集全球最新的科研成果資料，編制生物信息數據庫, 提供給重大專項和所里同事參考，從2001年到現在，算起來已經出了 555 期，加起來已有數百萬字。

面對記者的訪談，聽著同事、后輩回顧過去的那些輝煌歲月，侯云德沒有激動，像在聽別人的故事，但對“病毒”這個字眼，他的弦兒始終繃得緊緊的，“病毒時刻在變異，舊的還沒退去，新的又變異出來，那可是會影響社會穩定的大事，一刻都萬萬不能放松！”。

侯云德寫過這樣一首明志詩：雙鬢添白發,我心情切切,愿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當下，他最關心還是即將于2020年結項的傳染病重大專項，到那時，他就91歲了。

“傳染病防控體系已經建立起來了，而降低艾滋病、乙肝和肺結核的發病率和病死率也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義務。”可敬的老人始終銘記著科學家的責任擔當。

（來源：光明網）